河南人湖北人互相看不顺眼，居然从四千年前就开始了！？

如今中国互联网上打起“地图炮”来，河南人和湖北人经常成为被口水淹没的主角。河南人陷入舆论漩涡是由来已久，什么“十亿国民九亿骗,河南人民是教练,总部设在驻马店”，被称为“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的湖北佬也是不遑多让。

其实这两种说法的最初来源，是因为河南人与湖北人心眼比较多，外人跟他们打交道，一般很容易落下风，其实与“城里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差不多。

为什么河南人与湖北人的套路这么深呢？

这还真与这两个地方开化较早有关。河南与湖北原本就是上古文化的中心地带。整个东亚地区最早的城市，就是出现在这里。河南和湖北出现“城里人”的时候，其他地方还都是乡下。在大约四千年前，河南人与湖北人互掐了上百年，真正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础。

尧舜所在的上古时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洛阳以东，郑州以西的河洛平原，或称河洛地区。

这里是黄河与洛河的交汇形成的冲积平原。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也就是所谓的中原地区，其中主体就是如今的河南省。

从上古到春秋战国，河洛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所以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说法。河洛地区古代文化博大精深，据传，龙马负图出于河，神龟背书出于洛，这就是所谓的“河图洛书”。伏羲从中悟出八卦，而八卦又演化成《周易》，成为华夏文明的起源。

黄河与洛水交汇处

河图洛书

河洛地区的自然条件，比尼罗河下游和两河流域都更加优越，因此应该更早孕育出发达文明才对。但事实上，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都比华夏文明发达得更早。根据上一篇《黄帝尧舜禹汤居然都被金融危机所困扰？》内容可知，华夏先民就是被金融危机给绊住了，迟迟不能跨入真正的城市文明阶段。

我常说华夏文明是一个生产型文明，但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只生产不贸易的文明（反过来倒是有可能），生产发达物资丰富，必然贸易发达互通有无，华夏文明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生产与贸易并重的文明。

黄河中下游地区——渭河平原、汾河平原和河洛平原，存在大量的部落城邦（按照欧洲的标准叫城邦，按照中国的标准其实就是村庄），这些城邦就如同古希腊各城邦或者罗马城邦一样，每一个规模都不太大，自身发展生产，只能生产有限种类的物品，彼此之间进行着贸易和战争。

为了减少争端，人们组建城邦联盟，通过民主选举来推选联盟首领，来协调联盟之间的贸易争端和战争纠纷，三皇五帝都是这样的联盟首领。这个“华夏联邦”比发动特洛伊战争的希腊城邦联盟性质一样，只是比后者早了一千多年。

联盟首领，相当于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是一堆独立城邦组成的松散联邦名义上的老大，看起来威望挺高，实际上权力并不大。除了处理内部纠纷之外，联盟首领的主要职责就是组织多国部队，去征伐周围的蛮夷部落，扩大本族的生存空间。

黄帝征服炎帝和蚩尤部落之后，可以从海边直接获得海贝，货币不足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到了尧舜的时代，黄河中下游的城邦基本都统一在华夏集团之内。

货币缺乏，可能也是华夏集团统一了较多数量部落的原因。货币无非就是商品交换时的信用凭证，其实完全可以用其他信用代替。信誉良好的人完全可以赊账，甚至信用贷款，当然最强的信用是国家主权信用。

当这些部落都统一在同一个部落联盟内时，彼此就可以建立起一种很强的相互信任，也就是说各个部落都可以具有一定的信用，那么就可以用记账的方式相互交易。对于缺乏货币的这些部落，归属到同一个联盟中也是有利的，因为可以换到更多其他部落的不同商品，以满足自身需要。同一个部落联盟内就形成了一个依靠信用贸易的自由贸易区。如果哪个部落不讲信用，被排挤出自由贸易区，那就很难参与贸易，日子就难过了。

由于当时交通、语言方面都很初级，这种基于信用的贸易也不可能是日常频繁进行，而很可能是定期的部落大会之类的活动时，大家聚在一起进行贸易。因此召集部落大会的尧舜，就起到了提供交易市场的作用。

很早就使用贵金属作为货币的地中海地区，城邦之间的信用就不是那么重要，反正无论是什么状态，金银总是通行的货币。如果觉得难以理解，可以对比一下二战期间，德日用黄金储备而不是本币从美国购买军需物资。

这也是华夏文明为什么特别强调信用，而把利放在相对较低的位置，因为华夏先民很早就知道，维护好信用其实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相对应的，对于违背信用的惩罚也是极为严厉的。《国语·鲁语下》记载：“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禹在会稽这个地方会合各个部落首领，防风氏来晚了，结果被禹以此为理由杀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定期的会盟制造出的交易市场也无法满足需求，货币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此导致的金融危机一再爆发，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

唐尧为了摆平内部社会矛盾搞得焦头烂额，最后实在没招，只好把目光投向外。唐尧统治的华夏集团，正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德，内部经济形势的恶化，产生了对外扩张填补窟窿强烈渴望。

于是，唐尧将征服的目光，盯上了位于江汉平原富裕的三苗集团。

一位维也纳美术学院的落榜生曾经说过，“无论是谁，不成为历史的铁锤就会成为历史的铁砧”；“我国人民在它……想塑造历史并大胆而乐意孤注一掷时，它就是铁锤；当它……放弃为生存而斗争的义务时，它就是其他为生存而斗争的民族的铁砧，或者就成为外国的营养品”。

华夏历史上伟大的贤王唐尧，当年差不多也是这么想的。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延续了将近百年，这场惨烈的战争从尧发端，直到禹的时代才结束，最终北方征服了南方，两大集团合为一体，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上古的“南北战争”。

这场战争是华夏文明向国家形态演化的关键过程。在尧的时代，部落联盟非常松散，各部落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的最初渊源）只是不定期临时召集，并没有出现常设行政机构。

显然，这样的组织架构显然不能适应长期战争的需要，为了成为铁锤而不沦为铁砧，必须对政治结构进行改进，以提高动员效率，增进国家机能。

尧按各种政务任命官员，在华夏文明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较为系统的政治制度。为了战争的目的而完善政治体系，这也是一个通行的历史规律。

到了舜的时代更进一步，原已举用的官员禹、皋陶、契、弃、伯夷、夔、龙、垂、益等人，职责并不十分明确。舜创立了固定的官职，命令禹担任司空，治理水土；命弃担任后稷，掌管农业；  命契担任司徒，推行教化；命皋陶担任“士”，执掌刑法；命垂担任“共工”，掌管百工；命益担任“虞”，掌管山林；命伯夷担任“秩宗”，主持礼仪；命夔为乐官，掌管音乐和教育；命龙担任“纳言”，负责发布命令，收集意见。还规定三年考察一次政绩，由考察三次的结果决定提升或罢免。

通过这样的整顿，责权明确，“庶绩咸熙”，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面貌。禹则在前人的基础上，结束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社会组织形态，正式迈入国家形态。

《淮南子》等古籍记载：“舜勤于民事而野死”、“南征三苗，道死苍梧”  ，表明军事征伐并不顺利，舜本人甚至死于征途，战争非常艰苦而残酷。华夏集团在这一征服过程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终实现将长江和黄河连为一体，从单流域文明成长为洲级文明，为将来引领世界文明发展两千年奠定了基础。

华夏先民在史书中将三苗称为蛮夷，因此后人通常认为，三苗的经济发展要比黄河流域落后。但是，根据近来的考古发现，盘踞在江汉平原一带的三苗部落不仅有十分悠久的历史，而且社会发展水平也毫不低于黄河流域。

江汉民族从事稻作农业，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往往发现大量的稻谷、稻壳或用稻秆拌泥作建筑材料，显示出粮食生产的总量相当大，制陶业也相当发达，达到了较高水平。大量不同规格的陶纺轮，可以满足精纺、粗纺的不同需要。石器和玉器的制作工艺，也明显地高于同期的黄河流域。

从农业、手工业整体发展状况看，江汉平原的社会分工与交换比中原更为发达，由此导致的社会财富积累、掠夺战争的频繁程度及社会变革的发生都不低于黄河流域，相反，某些文明因素的成果还走在前面。中国最早的一批城堡，出现在屈家岭文化中。由此推测，三苗集团很有可能先一步演化出国家形态。尧舜禹制定国家政治架构，很有可能是向三苗集团学习的结果。

经济发达的三苗集团在长江中游崛起以后，开始谋求向北扩展生存空间。三苗集团的强大和参与中原逐鹿的势头，无疑使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们感到了威胁。于是，尧舜禹集团连续发动对三苗的战争，根本原因无非是三点：觊觎南方的财富，解除威胁、夺取有利于南下发展的交通要冲。

这场河南人打湖北人的战争的主战场，就是江汉平原的门户——南阳，也就是诸葛丞相年轻时种地的地方。

看到这里你就明白，河南人和湖北人之间旷日持久的地域歧视，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源远流长……

尧舜禹伐三苗，归根结底是为了本方集团夺取适宜生存和发展的战赂要地而进行的征服战争，就跟希腊人发动特洛伊战争的原因是一样的：特洛伊地处交通要道，商业发达，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希腊人对此十分眼馋，所以发动征服战争。

这与美国的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的动机，并无实质性不同。

文明程度有限的希腊人为他们发动的征服之战找了个史上最烂的理由：对方抢了我的女人。一个女人而已，能让成千上万人心甘情愿地在战场上送命？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的希腊社会文明程度极为有限，还残余原始氏族的血亲复仇的思想。

黄河流域的文明比希腊先进许多，找到的伐三苗的理由也高大上多了：

“三苗之君”不敬神灵而作五刑残害百姓，道德沦丧，背信弃义，反复诅盟。无辜受戮的百姓求告上帝，上帝因闻不到祭祀的馨香，只有滥用刑罚的一片血腥而震怒，所以尧哀怜人民的苦难，用武力遏绝“三苗之君”的暴虐，并使他永无后嗣“（原文见《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

这里面既体现了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对方主权的当代普世价值话语，又体现了天启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以上帝的名义”赋予征伐正义性的思路，真是穿透了时间和空间，给后来的所有战争发动者，指明了找借口的正确姿势。

这场河南人打湖北人的南北战争到底结果如何呢？且看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

本文属于《金融看世界》系列，前文见：

【原创连载】惊心动魄的情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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